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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图》:一场跨时空的对话

2023-07-10 浏览:418

《诗经》作为六经之一,历来备受尊崇,对它的图像表现很早就已经出现,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是东汉刘褒作《云汉图》《北风图》,晋明帝司马绍作《豳风七月图》等。不过,历史上的《诗经图》大都以单幅或组图为主,只有南宋和清代分别出现了两种《诗经全图》,成为《诗经图》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。南宋时期,著名画家马和之与宋高宗、宋孝宗合作,创作了305幅《诗经图》,成为艺苑佳话。时至清代,乾隆皇帝复刻了这一君臣合作的艺坛盛事,他亲自书写诗文并命画师绘图,补足六首笙诗,历时七年终于完成了311幅《诗经图》。

关于马和之的生平有两种说法,周密《武林旧事》认为他是南宋御前画院的首席画师,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则记载他是钱塘人,高宗绍兴(1131—1162年)间进士,官至工部侍郎。《诗经》篇章众多,要将三百多首诗作一一绘图,工作量想必不小,就连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宋高宗,也没能等到《诗经全图》的完成就去世了,若马和之担任位高权重的工部侍郎,恐怕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进行如此庞大的艺术创作,所以马和之为御前画师之说似乎更可信据。马和之的绘画风格师法吴道子,用笔清峻飘逸,设色冲淡古雅,多用标志性的“蚂蟥描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《诗经图》,马和之还有《女孝经图》等传世,他在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的经典图像创作领域有重要贡献。

马和之身后,这套《诗经图》散落人间,今天存世的残帙中,有不少被认为是同时期画师或后世画家之仿作,但无论如何,这些作品的绘画风格、表现方式趋于一致,说明它们应该来自相同的祖本,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马和之原作的面貌。《诗经》中不少作品的主题是相似的,要从诗句中拈出一二场景人物,以非常简洁的笔触传达诗旨,是对画家创作能力的极大考验。《七月图》按照毛郑阐释线索,将七月流火、蚕桑、稼穑、宴饮等融于一图,人物形象纤毫毕现,古风宛然,后世摹绘者众多。《东山图》表现了一队行役中的士兵,他们的神情并非即将归家的狂喜,反而透露出近乡情怯的凝重,将观者带入诗中复杂的情绪。《月出图》没有直接描绘诗中的月色或美人,而是表现了辽阔苍茫的时空之中,一个登楼眺望的孤独身影,诗人的孤寂苦闷跃然纸上,曲折之中别有韵致。赵孟頫称马和之“得风人之旨”,盛赞其立意高古,准确把握了诗作的神髓,后人即使不看文字,仅从图画内容也能判断相应主题:“夫诗存而可名其图者,非善之善也;诗亡而可知其图者,真能诗者也。此所以为和之也。”

虽然关于马和之绘制《诗经图》的往事,正史并未留下只言片语,但透过历史的烟尘,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宋高宗此举的用意。作为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君主,宋高宗赵构在位的三十多年间,外有强敌,内有动乱,要稳固南宋的统治,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举措,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要。高宗非常重视经学,他曾经手书九经并刻石,在当时掀起了书经风潮,对于儒家经典的推行起到了表率作用。南宋虽然偏安一隅,仍不乏恢复之志,孝宗朝曾多次北伐,孝宗本人也非常重视儒学,提出“以儒治世”的主张。因此不少学者指出,高宗、孝宗历经两朝完成这套《诗经图》,或许也是这些文化举措中的一环。南宋国祚能够绵延一百多年,与这些政权建立初期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。明人郁逢庆曾言宋高宗“当时机暇清赏,游意经史,不徒博玩粉墨”。清人孙承泽《庚子销夏记》亦认为:“彼时戎马倥偬,而能神闲气定,雅意表章,跨有半壁百余年,非幸也。”

马和之《诗经图》备受后人瞩目,藏家多以获得一卷《毛诗图》为幸事,明人冯梦祯《快雪堂日记》记录其前往高濂斋中玩赏书画之事,“马和之《鲁颂》《商颂》二卷最佳”,他对此图思慕已久,因此“会心豁目,喜不可言”。明人张丑称自己购得马和之《风》《雅》八图,为宋末庄蓼塘旧藏,“虽萧疏小笔,而理趣无涯”,他连夜秉烛观赏,“为之通夕不寐”。马和之《诗经图》亦激发了不少人的诗兴,元人释宗泐曾观《扬之水图》并作诗曰:“马卿独念宋中微,图写诗篇墨采辉。戍甫戍申都不及,西风淮岸铁为衣。”明人张靖之题《伐檀图》:“后稷肇王业,豳风有遗词。相彼千亩良,为我百度资。”清人黄钺题《咏荇花》:“欲倩马和之,图入关雎篇。”可谓由诗而画,由画而诗,形成了有趣的“再创作”传统。

在马和之画作的收藏上,乾隆皇帝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。他以帝王身份完成了对当时存世的马和之《诗经图》的全面整理和系统考订。据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记载,乾隆以积年之功收集了十七卷马和之《诗经图》,他对这些图逐一审定,查漏补缺,剔除五卷赝品,保存十二卷真迹,有图无诗者则亲自补上,最终将这些作品庋藏于景阳宫后殿学诗堂中。乾隆感慨,古诗三千余篇,后世仅存十分之一,但马和之《诗经图》能够留存十分之三,“视尼山诗教所得参倍。其为愉快,岂直足资多识之助而已哉”。之后,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南巡途中得到《周颂闵予小子之什图》,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又得到《唐风图》,学诗堂所藏总数升至十四卷。阮元《石渠宝笈》记载,“学诗堂”“事理通达”“心气和平”三枚玺印,即专用于学诗堂马和之《诗经图》。今天,这些图再度散落海内外,但我们在各大博物馆见到的作品中,大多有乾隆本人的印玺和题跋,这些考订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。

乾隆不仅大力搜集马和之《诗经图》,还仿效高宗、孝宗,重启了这一艺坛盛事。乾隆四年(1739),二十八岁的乾隆命宫廷画师仿照马作绘制《诗经全图》,存者临摹,亡者补绘,他本人则以楷书、隶书、行书等多种字体书写诗文,一直到乾隆十年(1745)方才大功告成。乾隆皇帝曾经自封“十全老人”,他对于“整全”有狂热执着。《诗经》中“有目无辞”的六首笙诗,马和之仅录《诗序》并未绘图,而乾隆则补作了六首诗作,并为它们一一绘图,透过此举,我们不难窥探到乾隆隐隐的争胜之心。他并不甘于仰视已有的高峰,而希望自己能创造一座前所未有的新高峰。乾隆《御制学诗堂记》的一句话为人们津津乐道:“夫高、孝两朝,偏安江介,无恢复之志,其有愧《雅》《颂》大旨多矣。则所为绘图书经,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,岂真能学诗者乎?”从白山黑水到入主中原,清代在乾隆时期已臻鼎盛,国力强大,疆域辽阔,因此乾隆皇帝充满自信地开展了各类“集大成”式的古籍整理和文库编纂工作,以此昭示自身在文化上的合法性与正统性。乾隆认为,以自己的文治武功才担得起创作《诗经图》这一举措,才是真正领悟了古人“缘辞以立象,观象以玩辞”的精神,高宗、孝宗虽为汉人政权却偏安一隅,他们绘图书经的举动不过是游戏笔墨罢了,哪里是真正领悟了《雅》《颂》之旨呢?

不过今天看来,乾隆与群臣历经七年完成的这套《御笔诗经图》,在艺术成就上难以与前人比肩。以绘画水平论,马作笔法潇洒流利,柔而不弱,用笔丰富而不入流俗,堪为宋画之精品,乾隆《诗经图》则逊色不少。以构思立意论,马作亦更有丘壑。如乾隆《鸨羽图》实写诗中场景,描绘了一队征夫回头看树上的鸨鸟,表现他们行役的苦闷;马作则选取一个侧面加以表现,描绘了两只鸨鸟栖息于树上,另外两只也振翅飞来,鸨鸟体形硕大,与树上的巢穴并不相称,这说明鸨鸟不得已而远离湖泊,暗示征夫苦于劳役而居无定所。马作虽未直陈其事,却更准确地传达了诗旨。再如乾隆《杕杜图》表现了一个人望向地上的杕杜,暗示其无兄无弟孤苦无依;马作则描绘了两组对比的人物,三人成群走在一起,另有一人落在后面,孤独地回首看着杕杜,通过对比暗示“人无兄弟,胡不佽焉”的主题。可以说,马和之在诗旨表现上是更胜一筹的。

从马和之到乾隆,是一场跨时空的艺术对话。作为经典的视觉化延伸,《诗经》图像展现了丰富的义理世界,拓展了我们理解《诗经》、欣赏《诗经》的方式,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。

(作者:吴 寒,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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